两个富士康普工的梦想与现实

　 李娟

　　“白天”已经回家，“黑夜”还在继续。

　　陈明远留下一封信，然后爬上一座楼的楼顶。被拦下后的他被舅舅带回了湖南老家。陈明远上火车的时候，他的舍友刘效林没有去送他。

　　在全中国，每年有2亿多农民离开家乡，踏上外出打工之路。陈明远和刘效林，是这个群体里的一对合租者。他们的房间里只有一张床，陈明远上白班，刘效林上晚班，彼此时间正好错开。

　　他们和他们所处的群体一样，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断裂。

失效的节俭

　　一张床的价值被最大化，成为“二十四小时热炕”

　　尽管是室友，刘效林与陈明远并不熟悉。他们在一次郊游活动中认识了，两个人都想从宿舍中搬出去住，于是，开始合租。他们租的房在深圳一个叫塘前小区的居民楼六楼。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一室一厅，麻雀般五脏俱全。进门的厅里，除了一只黑色的行李箱外，没有任何东西。小房间里放着一张床，占据了小房间里三分之二的面积。

　　整个房间只有一张床。陈明远和刘效林把时间有效地错开了。陈明远对应的是“白天”，他上白班，晚上回来睡觉。刘效林是“黑夜”，白天回来睡觉。这一张床的价值被最大化，成为“二十四小时热炕”。

　　“为了省钱，房租是200元一个月，加上水电费，分摊下来一个人只有一百出头。”刘效林说。这个合租房里没有电视机也没有洗衣机，水电费少得惊人。

　　他们和亿万农民工一样，为了解决家庭的经济问题，从一处流动到另外一处打工。他们所在的城市深圳，堪称“打工者”最多的一座城市，现有的外来务工人数达到了700万之多。他们所在的企业富士康，也算得上中国代工企业的典范，光深圳园区就有40余万员工。

　　一个没有疑问的原因是，刘效林和陈明远选择合租是由于贫困或节俭。

　　1990年，中国农民工的人数不过才2135万。20年后，这个数字达到2.29亿。在中国的初次分配中，劳动者报酬占比已从1995年的51.4%下降到2007年的39.7%。这意味着，国民收入分配更多向政府和企业集中。

　　按照刘效林的说法，富士康的待遇在珠三角算不错了，但即使如此，算上一个月大约100个小时的加班，也只有1500至2000元。

　　“其实，他们的薪水要比他们的父辈更低。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，一个工人可能只有五六百元。但那时候的五六百元要值钱得多，那时的工人可以迅速地积累一笔小财富，回家盖个房，开个小店，过上不同的生活。”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党国英说。

　　这使他们面临的局面比父辈们面临的要残酷得多：节俭已经失效。

　　梦想与模仿

　　尽管贫穷，但他们渴望过上体面的生活。这从他们的打扮上可以看出来

　　他们怀着梦想在异乡打工。

　　尽管贫穷，但他们渴望过上体面的生活。这从他们的打扮上可以看出来。

　　陈明远爱漂亮，穿得很时髦，因为怕发炎，左边耳洞里塞着一个茶叶梗。刘效林比他大四岁，看上去像另外一种人，穿得最多的是厂服，指甲修剪得很整齐，有一种少年老成的味道。

　　他们都愿意下一些本钱把自己打扮得更为时尚一些。在富士康，也随处可见模仿“非主流”的年轻人。这并不意味着一些调查的说法是对的——新一代农民工比他们的前辈要娇气、自私，实际上，他们在私下里过得节俭得多。

　　他们只是在模仿一种城市的生活。模仿的对象变了，呈现的方式也有所不同。

　　在富士康，陈明远和刘效林代表了两种不同的生存状态。陈明远的梦想是当一个中医，像李时珍一样上山采药治病救人。这在现实中显得很遥远。

　　刘效林是一个脚踏实地的年轻人，与其说梦想，不如说是计划更恰当些，他只想做点小生意，在充沛的体力减弱之前，可以进入另一种生活状态。

　　富士康今年第一个极端事件主角马向前生前的木床板上有几行字迹：“铭记自己种下的誓言：我将于2008年达成月薪创下5000元，如果达到目标，我将在街头磕三个响头。为了过富人生活的誓言，将改变我的一生。”

　　无法断定这是不是马向前的笔迹，但这行字代表了青年打工群体中很多人的梦想。“我希望能赚足够多的钱，然后回去考驾照，开个货车。”来自重庆的一个普工许超说。令他懊恼的是，现在每个月的工资最终都会所剩无几。

　　女性普工的梦想更实际些，19岁的甘肃女工巩小娟，从15岁开始出来打工，现在每个月可以往家里寄1000元，她对未来的想法就是回到家乡开个小店，然后嫁人生子过稳定的生活。

　　党国英说，对于青年农民工群体，模仿城市生活可能在更多意义上是个象征，意味着摆脱目前的境遇。

　　彩票的作用

　　在富士康龙华园区的北门，每个月发工资的几天，彩票站点的生意总是好得出奇

　　他们愿意模仿城市的生活。但城市的生活并不因为他们的模仿而离他们更近。

　　“城市欢迎新生代农民工的到来，但并不欢迎他们的定居，企业有订单的时候拼命招收农民工，但也不喜欢农民工成为固定工。”党国英说。

　　深圳市一家权威机构所做的关于新生代民工的一份调查显示，在最大的生活问题排序上，排名第一的是“收入低”，“生活枯燥”排在第二位，第三位是“难以在城市立足”。

　　尽管政府在作出不懈的努力，希望能改善农民工的境遇，但城市的根本逻辑、劳动密集型企业的根本逻辑都不可能真正地理解农民工的立场。富士康为农民工准备了“三金”，准备了清洁的食物和符合规定的加班费，那是为了能够不违法以及在企业的旺季能够有足够多的劳动力。

　　比如说，户籍。富士康系列极端事件之后，深圳开始调整现行的户籍政策，6月23日，广东省委常委、深圳市委书记王荣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议，提出深圳的外来劳务工们将有可能通过积分制度获得深圳户口，要让劳动者体面劳动、快乐生活。

　　要成为一个“城里人”，房子几乎已经成为必备条件之一，心怀梦想的农民工们也必须得拥有一个永远都实现不了的收入。

　　在这点上，刘效林只是有些沮丧，他不想回去，但也没有试着在城市里落户。他从来没有关注过富士康大水坑观澜厂区周边的房价，在他想象中，这个价格很高，已经远远超出了他的能力范围。

　　或许比他想的更高。刘效林打工所在的宝安区，已经成为深圳又一高档住宅片区，其中心区楼盘的起价均在2万元/平方米以上，就算偏远些的地方，房价也要达到7000元/平方米以上。

　　按照这个价格，刘效林打两辈子工也难以在深圳立足。

　　在深圳的普工们中间流传着一条新闻：2009年8月，富士康一名21岁广西小伙子购买福利彩票中1327万元大奖。

　　这让大家都满怀天上掉馅饼的“期待”。在富士康龙华园区的北门，每个月发工资的几天，彩票站点的生意总是好得出奇。

　　青春·谎言·爆发

　　感情成为他们这一代工人情绪爆发的一个导火索。“为了女朋友才来到富士康，来了之后又分手了。”

　　超越自己的境遇对大多数人而言是一个不切实际的空想，但他们还有青春。正是这些无法排遣、无人关注的青春引发了一系列问题。

　　在富士康龙华园区北门，东清湖村，狭小的区域里聚集了数十家黑网吧。这些网吧由农民房改造而成，压上两块钱就可以上两个小时的网，记者看到，大部分的年轻男性都在玩游戏，相反，女性都是以看电视和娱乐新闻为主，他们的共同点是都穿着工厂里的厂服。

　　这些网吧的电脑中还存放着大量成人电影。就算是白天，偶尔也会有人打开来看一看。

　　富士康龙华园区的北门，网吧旁边很多房间被改造了，一些穿着暴露、打扮时髦的年轻女郎不时走来走去，偶尔会有一些男工上前搭话，然后上楼。

　　青春的躁动被“武藤兰”、“苍井空”们不断消磨。

　　在富士康大水坑观澜园区附近的一家妇科医院，记者了解到，每天有大概二三十例流产手术，在周边，同等规模的妇科医院，大概有十多家。

　　这是女性普工遇到最难以启齿的问题，一个做完手术不久后的女工，电话里和男友谈到了分手，情绪突然失控，在歇斯底里发作后，把手机从七楼扔了下来。

　　她不知道的是，男友之所以要分手，是因为对另外一个差不多年龄的女工“有了感觉”。

　　感情成为他们这一代工人情绪爆发的一个导火索。陈明远也一样。“为了女朋友才来到富士康，来了之后又分手了。”

　　谎言成为年轻男女分手前的征兆，比如陈明远的女朋友，同样用谎言“稳住”了陈明远。这让19岁的陈明远感觉到很大的“挫败感”，他有点不愿意说，“这是想离开的一个重要原因。”

　　2010年5月31日，在床上躺了两天后，陈明远留下一封信。信里说，儿子活着真的好苦啊，还多次提及到父母和他之间感情的隔阂。

　　这是所有问题堆积在一起后的总爆发。

　　断裂

　　新生代农民工的一个普遍困境是：既不想回到农村，也没办法呆在城里

　　陈明远被舅舅带回家没两天，就在想什么时候再出来打工。他觉得自己和没有出来的朋友不一样了，“毕竟见过世面了。”从外表看，他要比家乡的朋友穿得入时，但陈明远认为自己改变的不仅仅是外表，回家他已经觉得有些不适应了。

　　“一直做一个很奇怪的梦，梦到有一个男人从楼顶张开手臂飞了下去。”

　　如果说这寓意着逃离，通过摆脱环境来解决现有的问题的话，他现在又迫不及待想回到原来的环境中去。用毛寿龙的话来说，陈明远开始有了“身份认同障碍”。

　　相比陈明远，刘效林要顺利得多。刘效林现实、谨慎、理性，才23岁就已是富士康IDPBG(数字产品事业群)的一个线长。这个事业群生产了苹果公司的大部分代工产品。

　　得到线长的职务和他的经历有一定关系。在之前一次内部招聘上，有一个专门针对英文的考试，刘效林在中专学的英文帮了他大忙。他说，他告诉面试官，之前换过很多份工作，时间最长的是在东莞一个手表厂里做测试。

　　这个细节很大程度上帮了他的忙。在其后不到一年里，他很快被提拔为“线长”，这比一般人要快很多。“这一年时间我都没出过任何错。”他想了想，这应该是很大的一个原因。

　　但即使是刘效林，也知道在这里并非长久之计。“基本上‘线长’已经到头了。”他很了解，凭现在的学历，要再往上爬，几乎是“难于上青天”。

　　工厂也试图提供“很大的空间”给他们，像富士康的IE学院，很多技工都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的课程来完成进修。但刘效林说：“换一个地方，也不知道通用不通用。”

　　工厂按照自己的逻辑给工人提供便利，甚至人生规划，但这很大程度上仅仅对工厂有利，对工人来说，这种规划，只是“被规划”了而已。在深圳的那份新生代农民工调查报告中，工作上最大问题排序中，“没发展机会、工作没成就感、工作机械能力没提高”被依次排在前三位。

　　中国的城镇化在迅速展开——1978年，中国城镇化率为17.9%，2009年，这个数字飙升到46.59%。国土资源部一份“全国土地利用变更调查结果”报告显示，1998年我国耕地面积为19.45亿亩，2008年仅为18.257亿亩(人均仅1.37亩)，呈现出持续减少的势头，平均每年净减少耕地1300多万亩。根据测算，目前我国失地农民总数在5000万人左右，中国打工群体到了刘效林、陈明远这一代，不仅积累一笔能够改变生活的财富是个幻想，而且其中很多也回不去了，因为能够耕种的农田在不断缩小，也因为务农的收入无法为他们提供必要的生活条件。

　　“新生代农民工的一个普遍困境是：既不想回到农村，也没办法呆在城里。”毛寿龙分析说。这是农民工们必须要面对的最大断裂。他们打工，游离在城市和农村之外。

　　在陈明远回家之后，刘效林开始上白班，“黑夜”开始转换成“白天”，他没有觉得生活有什么不一样，除了每个月多负担一百多元的房租。

　　“年纪轻，就是要拿命搏钱啊，但肯定会走，没有人会在这里呆很久。”刘效林说，你看，这里打工的都是18～25岁。

　　但任何工厂都是一样的。打工，对新生代农民工来说，是人生的一种过法。

　　“黑夜”和“白天”的共同之处在于，他们迟早都会离开这个地方。

　　至于明天，谁知道呢？